张宗言总裁会见巴基斯坦铁道部国务秘书阿格哈女士一行
张宗言总裁会见巴基斯坦铁道部国务秘书阿格哈女士一行 时间:2025-04-05 09:57:45
目前没有哪一种货币能够完全替代美元,即使能够找到这样一种货币,如现在普遍看好欧元,但是这种货币仍然存在类似美元货币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现在还很难找到一种更加完美的国际货币体系,一种令人满意的国际主导货币。
Liugi等总结了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认为社会资本能够通过信任,降低金融合同交易中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金融发展 2。社会资本的相关理论较丰富(Bourdieu,1986。
因此,在社会资本的作用下,汇率对出口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4 社会资本对信贷渠道的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信贷渠道包括银行贷款途径和资产负债表途径等。林南(2001)认为资本是在市场中具有预期回报价值的资源投资,而社会资本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中,可以通过一些行动获得或调用的一种资源。【参考文献】冯 科:《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研究》,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6。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金融领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将社会资本引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突破了以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的理论框架,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视角,是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的发展。
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本资源论。Ceoleman(1990)、spagnolo(1999)首先从金融的角度考察了社会资本对融资和经济的影响,认为社会资本强化了诚信的普遍程度。2月26日,央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撰写的报告认为,中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
早在1968年,日本的经济总量就已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年的4月,日本废除了远期外汇交易的实际需求原则。即日本银行利用其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做道义上的劝说并提供建议。是什么原因导致窗口指导调节的失效?关于刹车的隐患,要从1984年说起。
直到1984年底前川春雄行长卸任,利率市场化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存款利率自由化没有任何松动,同时银行间市场的短期利率也主要由日本银行设定。日本经验前川之后的继任者是澄田智,其任期为1984年12月-1989年12月。
而资金流通领域的价格形成机制——利率自由化问题,以及国内外的资金对接——汇率自由化、资本项目开放问题,已然成为下一步改革必须直面的挑战。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进入专题: 金融自由化 。历史往往以成败论英雄,澄田智最终被冠以泡沫先生的称号。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增速显著下滑,而民众对社会保障、各种福利的要求却大幅上升,这两者分别导致了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以及财政支出加速上升。
更重要的是在6月,日本进一步废除了外汇兑换日元的限制,日元基本上成了自由可兑换的货币。这位继任者以好酒量而闻名,被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赞为海量先生。不过,作为一项涉及全局利益的改革步骤,金融自由化步伐确实当慎之又慎。这样在银行利率自由化面临障碍的情况下,债券市场及其利率自由化就首先发展起来了。
事情还远未结束,1986年12月,日本又在东京开设了日元离岸市场。这并不是因为世风日下,商业银行失去了道义。
如果是这样,在数量型货币政策(窗口指导)失效的时候,价格型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就能及时发挥调节作用,从而80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海量先生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在一个刹车还不太好用的情况下,一定要保养好另一个刹车。
往者不可谏,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日本金融自由化的顺序安排,受到来自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力量的影响,非日本央行一己所能为之。而日本人发明的窗口指导这类数量型政策则被证明有立竿见影之功效。现任日本信金中央金库上席审议役露口洋介认为正确的顺序显然是:利率市场化在前,资本项目放开在后。而究其原因,则正与利率市场自由化、资本项目开放的顺序有关。在改革者的精心设计下,经过多年的政策铺垫,货币、金融领域的改革已步入关键期。由于这些原因,当时日本银行间市场并没有形成真正市场化的收益率曲线。
1989年12月,当澄田智把行长职位转交给三重野康的时候,利率市场化的关键工作已经大体完成,随后银行存、贷款利差也出现了迅速的收窄。此时,窗口指导这个刹车闸上已然被涂上了润滑油。
1988年11月,银行间市场的短期利率也实现了市场询价、还价的决定机制。可见,海量先生任职期间,也就是1984年末到1989年末,日本央行对于信贷总量的紧缩是缺乏有效政策工具的。
不过,众人皆醉他独醒,海量先生努力回顾给前川当副手的经历,然后重新祭出了窗口指导厉害政策,对商业银行进行了道义劝说。利率市场化除了窗口指导,海量先生澄田智是否有其他选项呢?正如前面分析的,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价格调整类型货币政策效果相对较弱。
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末至前川春雄行长卸任,窗口指导在日本的货币政策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且有效的调节作用。窗口指导的核心,正是对信贷总量的干预。1989年6月,小额定期存款利率也开始自由化。这时的澄田智好像是一个司机,当他发现汽车正在超速行驶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刹车好像出了问题。
到1994年10月,三重即将卸任的时候,他也完成了活期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并宣告利率自由化的最终完成。从这一刻起,窗口指导的效果已经被打折扣了。
而日元与外汇兑换限制的放开则意味着日本的企业、金融机构,可以从国外获得贷款,然后兑换成日元在国内使用,从而避开国内信贷总量的限制。这意味着,日元不但是经常项下可自由兑换的,而且在资本项下的自由可兑换也基本放开了。
这种做法,可能让中国的金融机构感受到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但泡沫膨胀的势头并没有得到缓解。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在商品流通领域的价格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加入WTO的惊险一跃,更是完成了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对接。显然,这个好消息来得晚了些。2010年8月,日本银行副行长西村清彦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上世纪80代年后期的事实证明,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一路高歌猛进,窗口指导对信贷数量的限制实在是有心无力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民间资本转投房地产、金融等服务业部门,正说明这些领域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还存在相当大的供给缺口,即在这些服务业领域还存在着超额垄断利润:民间资本转投这些领域并不是一种倒退,而是中国产业结构向好方向发展的一种积极表现。
四是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上半年,在所有4.17万亿新增贷款中,中小企业新增贷款规模高达1.59万亿元,占企业部门2.7万亿元新增贷款的60%左右,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62%的平均水平。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今年中小企业面临的资金缺口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大呢?房地产调控政策可能是导致今年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的最直接原因自2010年年初,国家连续出台了一系列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收紧房地产企业的各条融资渠道(包括银信合作贷款、商业银行贷款、债券、股票融资等),来逼迫其通过降价销售回笼资金的政策,这项政策使得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渠道大为收窄。由于此类风险有很强的外部性,一旦风险失控,很可能形成扩散效应,引发中小企业大面积破产倒闭。
民间借贷市场之所出现如此高息,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银根收得过紧,小河有水大河满,如果连大河的水都不满了,小河哪来水?二是民间借贷市场信息严重不对称,结果导致借款方在资金出价方面存在很强的逆向选择倾向,以至将利率抬得很高。年初以来,浙江温州、内蒙鄂尔多斯、山东青岛、河南安阳、江苏泗阳、广东东莞、福建厦门和安溪、宁夏固原等地相继爆出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老板欠债跑路的事件,说明民间借贷风险暴露并不是个别地区的局部现象。